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蔡美兒（Amy Chua）上月出版了一本書《虎媽的戰歌》（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），以略帶輕鬆的筆法記述她的「育女心經」，不料在美國竟掀起了一場至今尚未平息的激烈爭辯，各大主流報刊《華爾街日報》《時代周刊》、《新聞周刊》等等均大幅報道，《紐約時報》選之入Books of the Times，電視台亦加入戰團，互聯網中也熱鬧非凡。
觸動美國人恐中心態
蔡美兒有兩名成績非常優異的女兒，大女兒十四歲時便在殿堂級的卡內基音樂廳演奏鋼琴，二女兒則是樂團中的第一小提琴手。蔡美兒的教女方法對香港人或內地人來說，其實「見慣見熟」，包括不准外宿，不准打機，考試分數不能低於A，考不了第一是不可接受的事，只准彈鋼琴或拉小提琴，其他樂器被禁止，練不好一首曲可能不准吃飯等等，總之管教從嚴，紀律分明，不能因為要顧及孩子的自尊心而只懂呵護。
蔡美兒的反對者有指她是魔鬼，是兒童的施虐者，要滾出美國。但她同樣也有大批支持者，包括她的女兒在內。大女兒還寫公開信為母親鳴不平，談及家庭中的歡樂。
這場爭論大多數香港人恐怕會認為是小題大做、大驚小怪，香港的報刊也只稍作報道便了事，引不起什麼回響。但為什麼在美國的反應卻如此激烈？《華爾街日報》的一位評論人可能是對的：蔡美兒的書一下子觸動了美國中年人心中深處的兩種恐懼，中國及自己的子女。
我不明白美國人為什麼會恐懼自己的子女，或許是怕他們行差踏錯吧。但美國人的恐中情緒卻是有迹可尋。幾年前在美國的一個調查已發現，過半美國人都相信中國的經濟將會超越美國；在體育項目上，中國在北京奧運得到的獎牌便比美國多；就算是美國最引以為傲的科技研究，各地的實驗室大都有大量的華裔科學家在工作，一般美國人則視科技為畏途。
更要命的是，去年年底OECD剛公布了它每三年搞一次的「國際學生評核計劃」（PISA）的2009年結果，發現新加入的上海學生無論在數學、科學或閱讀上都排名第一，分數遠遠拋離第二名，而美國學生則表現平庸，在六十多個參加評核的國家中，閱讀平均分排名三十，科學二十三及數學十七（香港學生在數學與科學都是世界排名第三，使人奇怪）。
PISA的評估對象是各國隨機抽樣選出的十五至十六歲中學生，其評核結果頗有權威性。美國人喜歡當一哥，教育是國家未來的命脈，成績落後中國這麼多，怎麼能接受？
為了更鮮明地突出蔡美兒一書的內容，《華爾街日報》乾脆刊登了該書的書摘，並且把書摘的題目定為比較煽情的〈中國母親為何比較優越？〉，更加刺激到美國人的神經。
猶太母親與中國媽媽相逢恨晚
上月在瑞士達沃斯（Davos）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，也許有人認為教育模式之爭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，特地把蔡美兒與離職不久的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森馬斯（Larry Summers）找來同場對決。
這場辯論表面看來戲碼十足，耶魯對哈佛，法律對經濟，中國教育模式對美國教育模式，女對男，精英對精英，但其實有點不倫不類。森馬斯雖認同孩子的快樂最重要，但他的強烈精英主義背景卻使他不可能代表大多數美國人。森馬斯的叔父是森穆遜（Paul Samuelson），舅父是阿羅（Kenneth Arrow），兩人都是經濟諾獎得主的一代宗師，父親是著名經濟學家森馬斯（Robert Summers，因Samuelson太有名，所以自己改了姓），他本人則二十八歲便當上了哈佛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。其自身的成長過程便與猶太人家庭的嚴格教育密不可分。
以我的經驗，在美國猶太母親與中國媽媽一談到兒女教育經時往往會引為同道，相逢恨晚。森馬斯與蔡美兒在不少地方上其實是站在同一陣線。
在教子方法上，美國人重視自由發展，寬鬆縱容；中國人則重視紀律，要聽教聽話。美國人特別關心自己孩子會否因挫折而自尊心受損，所以事無大小，都要稱讚子女；中國人則認為實質成績最重要，孩子成績差，不免要捱罵。美國人相信發掘潛能是成長之道，中國人則要對子女嚴加管教，古有明訓：「玉不琢不成器」。
兩種模式哪種優越？這是很難有答案的問題，但從經濟學角度看，二者都有缺點。經濟學家認為，人的行為處處受到激勵因素或誘因（incentives）所左右。激勵的核心內容是「邊際利益」及「邊際成本」，即做或不做某事，會帶來什麼不一樣的後果，其差別愈大，激勵的強度便愈大。美國人對孩子縱容，孩子做對了得到誇張式的稱讚，做錯了則得到呵護，唯恐其心靈受到創傷，二者的回報分別不大，努力的誘因不充分。
中國人往往吝於稱讚，用功學習被視為理所當然，孩子做對了，獎勵也不足夠。更為有效的方法，恐怕是兩個模式的結合，美國人要多講點紀律，中國人對孩子多點獎勵。蔡美兒式的只准A級成績不接受B級的做法，恐怕只有對極優秀的孩子才能有效，在一般家庭或會引來災難。
學業成績並不重要？
上面我是故意把中美教育模式的差別簡單化，實際上每個家庭的教子方法都會有點不同，把事物典型化總有可能過火。就以哈佛校長森馬斯為例，他便曾訓斥哈佛的教員：「我想你們需要決定，究竟是成就帶來自尊（self esteem）還是自尊有助得到成就。我相信你們都認為自尊是引向成就的路徑，但我認為你們是錯誤的。」森馬斯顯然比一般美國人更重視成就。
其實對美國教育制度有深入認識的人都知道，在那裏的名牌中學及大學中，學生的學業壓力絕對沉重，在頂級名校中，每周用功時間七、八十個小時是等閒之事，學生並未被呵護。科技大學（UST）採用了美國模式，迅即得來了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（UST）的稱號，由此可知，不能把美國人都當作懶蟲。至於中國人的孩子是否都缺乏父母的稱讚，表面上或許是這樣，但可能只是在外人面前父母不太願意稱讚子女罷了，在家中恐怕不一定如此，酷似美國自以為是的年輕人在中國人的圈子中並不少見。
森馬斯在與蔡美兒的辯論中提到了另外一個觀點，倒也有趣。哈佛人近年對世界影響巨大的一定要包括微軟的蓋茨（Bill Gates）及「面書」的朱克伯格（Mark Zukerberg），但他們都沒有畢業，對重視學業成績的「虎媽」來說，畢不了業並不使人高興。森馬斯又說，哈佛的A級學生會成為學者，B級的會盡力把他們的子女送入哈佛，C級的則發達後被邀加入校方的籌款委員會。由此可知，學業成績並不如「虎媽」所相信的這麼重要。
這種ABC級學生的「理論」，我中學時已聽過當時一位老師范育倫神父（Fr. Farren）說過，後來的事實也似乎真的如是：成績好的學生不大願意冒險搞企業。如果我們把收入當作量度事業發展其中一個標準，這是否意味着讀書無用？但我們若翻閱世界各地（包括香港）極大量的用「閔沙入息函數」（Mincer earnings function）的實證估算結果，卻會發現收入與教育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正面關係，教育程度愈高，收入便愈高。
這些結果與ABC學生論有無矛盾？我認為沒有。用閔沙函數找到的關係是大量人口中的平均值，並不排除在讀書不成的人口中存有異例，少數人能成就非凡。其實蓋茨與朱克伯格能進入哈佛，又豈會是學業平庸的省油燈？森馬斯的說法是有點以偏概全了。
中國未來需創意孩子
假設蔡美兒的教育模式與中國內地的模式十分接近（這假設不會太錯，多年前看得我毛骨悚然的內地暢銷書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中所載的教女方法，「虎媽」蔡美兒的與之相比，只能算是綿羊，大失虎風），那麼中美兩國的教育模式對未來的國力有什麼影響？
美國的優點是國家富有，使用它的教育模式有助於自我發掘天分，但沒有足夠的努力而能成大器者比例恐怕不高。少數人通過創新即能替社會帶來巨大的效益（如蓋茨、朱克伯格等人），而大多數沒有成功的，也因社會的總體科技水平及生產力高企而不用生活困苦。
中國的條件頗為不同，人民收入與美國不可相比，家庭中要動用大比例的資源教育兒女，後者若不成功，父母一生心血及積蓄便盡廢，所以不容冒險，對子女期望極高及要求他們努力，是極自然的事。這樣得出來的效果是孩子以父母的期許作為努力學習的動力，他們的平均學業成績會不錯，但創新及想像力可能及不上美國最優秀的孩子。
不過，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階段仍處於利用別國早已開發的科技，學懂別人的成果便可以，創新能力相對不是這麼重要，用功讀書已符合目前的需求。但中美科技差距慢慢收窄後，中國便更要倚賴自己的創新，現在的教育模式會變得不合時宜，科研制度也不適合，否則不會出現抄襲成風及這麼多的學術腐敗。
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
